隋唐时期艺术与典籍书写

回顾和梳理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及理论资源,对于未来艺术学的长久发展,无疑是切实且必要的。近日,中国艺术研究院《艺术学研究》编辑部主办的“当代艺术学与美学论坛”第三十二期“中国艺术概念史系列(四)”在线上举行,邀请历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畅谈“隋唐时期艺术与典籍书写”。

《艺术学研究》主编孙晓霞首先介绍论坛设立的初衷。在关于艺术的历史研究中,面临着这样一个困惑——很难从一个真正的、总体性的古代文明的视角来理解中国艺术的方方面面,包括它的知识结构、品格性质、理论范式以及基本范畴等。尤其是艺术学作为一门学科,常常会被假设为中国艺术按照一种线性累积而成的现代形态,导致错误地把历史视为今天的一种倒影,或将过去自成体系的知识处理成碎片化的信息,将其置于所谓现代艺术的学科之中。

从先秦的“六艺”到现代艺术观念,同样都是冠以艺术之名,但其中的内容可能已经面目全非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艺术与古代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也许早已相去甚远,因此应尽量避免一种辉格史的滤镜,在这种滤镜之下,容易落入心理上的陷阱,会不自觉地认为现代的观念优于古代思维方式,将古代艺术解读为经过筛选或裁剪的现代性个人化的表达,从而远离了历史的复杂性。

就艺术学科破壁的未来指向而言,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艺术史如何走出舒适区,跳出由现代所划定的话语僭越或思维定势,在既有的艺术作品、艺术人物构成的理论书写之外,开拓出更多的文献和史料的支持,扩展中国艺术理论的历史广度、思想深度。基于此,我们开始尝试走出艺术,让传统艺术史研究的触觉延伸到历史研究的领域,从历史学的路径介入思想史和概念史,为艺术学的历史研究带来新的证据,打开新的视野。

隋唐时期,国家强盛,中外文化交流频繁,为佛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陈志远一直关注六朝佛教史、中古时期佛教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,此次他将目光转向唐代佛教文本《量处轻重仪》,以《亡僧遗物所见中古寺院的艺术世界——解读〈量处轻重仪〉》为题,分享了该书的相关研究成果。在唐代前期,该书名目一般称之为“释门亡物轻重仪”,到了唐代后期及宋代,书名才定为《量处轻重仪》。陈志远认为,书名中的“仪”应释为判定轻物、重物的一个规范,书中内容主要记载如何将亡僧遗物仔细分类,并且判定它是轻物还是重物,是一个超级详细的分类体系。书中分类条目包括僧人使用的书籍、乐器和图画工具等。条目之下又有细分,涉及笔墨纸砚、精美的经函、书法、绘画等等,不一而足。通过这些条目,便可以打开一个完整的中古寺院的艺术世界。总之,《量处轻重仪》是一部考察隋唐时期物质文化或博物学的重要窗口。

在隋唐时期的典籍中,礼典是礼乐材料重要的载体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赵永磊以隋唐时期的礼典为考察对象,带来题为《隋唐礼典的编纂概论》的报告。报告中涉及的礼典主要有《周礼》、西晋《新礼》、萧梁《五礼仪注》、隋唐礼典(《开皇礼》《贞观礼》《显庆礼》《开元礼》,考察重点有五礼的编次以及隋唐礼典篇目、卷具的变化等。《周礼》以吉、凶、宾、军、嘉为五礼的次序,影响较为深远。隋朝礼典的编次与西晋《新礼》、萧梁《五礼仪注》的编次相近,从西晋到萧梁再到隋朝,礼典的次序大致是按照《周礼》的模式进行编排的。到唐代出现了微妙的调整,如《开皇礼》和《贞观礼》各一百卷,《开皇礼》130篇,《贞观礼》138篇;《显庆礼》相比《贞观礼》少了五卷,但是增加了91篇;《开元礼》比《显庆礼》多出二十多卷,但是篇数上只多了9篇。五礼的编次从《贞观礼》开始有所突破,其后的《显庆礼》和《开元礼》,以及唐宋元明清五礼的编次大多是沿袭《贞观礼》的模式。

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以《唐代书画鉴藏家的博物学世界》为题,从书画鉴藏和博物学的概念、唐代博物学的传统与创新、鉴藏家除书画以外的收藏品类、以及唐代鉴藏实践和博物学的关联四个方面,爬梳名家、典籍、法帖、绘画、辨伪、音乐等案例,还原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博物学世界。在史睿看来,从鉴藏书画史的书写,我们可以对唐代博物学有更深入、更全面的认知。书画鉴藏家往往是藏书家、文献家、史家,比如韦述家藏二万卷,王涯家藏数万卷,比内府藏书还要多,而且他们经常把书画收藏和典籍收藏互相比附、互相阐释,如唐代张彦远撰有书画二书,即《历代名画记》和《法书要录》。《历代名画记·论名价品第》中有云:“凡人间藏蓄,必当有顾、陆、张、吴著名卷轴,方可言有图画。”可见,鉴藏家们其实都想建立以作品为载体的书画艺术史叙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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